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父亲没能上大学。父亲不说，但我们都知道，这是父亲心里的一道坎。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常听她说父亲年轻时镇子上有个洋老师，叫郎德史密斯先生，他算是父亲的启蒙老师。在郎德史密斯先生的描述中，大学是个非常神奇的所在：校园里的建筑像远古希腊万神殿一样庄严；绿色的草地一望无边；图书馆像足球场那么大，里边的书几辈子都看不完…..当时年幼的父亲对那个叫做“大学”的地方非常向往。在郎德史密斯先生临走的时候，他给了父亲一枚很脏的校徽，上面依稀写着：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

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这枚小小的校徽足以让一个家庭毁灭的年代，父亲也珍惜着这枚校徽。家里的产业没有了，田地没有了，到后来连金银首饰都要趁着黑夜偷偷的扔掉，以避灾祸。只有这枚校徽，还被父亲小心翼翼的保管着。

一次,一批学生闯到家里来批斗我的祖父。祖父是满洲时期的一个官办学堂的校长，这种黑五类的成分是非常危险的，那些可能是我祖父学生的孩子们，经常来到家里肆无忌惮的宣传他们的革命。那次，是最可怕的一次。祖父的头被打得流血，全家人都被要求指责和揭发祖父的反革命行为。轮到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父亲的时候，父亲咬住牙就是不说。连祖父和祖母都偷偷劝他，使眼色，让他快点说，躲过一劫。可顽强的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扫了兴致的革命小将们悻悻的离开了父亲的家。全家人都开始责备父亲，要是开口了能少挨几脚，何必这样硬挺？这时父亲张开嘴，原来他怕他的校徽被搜出来抢走，一直把它含在嘴里。

改革开放后，父亲是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即使那所大学和郎德史密斯先生口中描述的圣地相差甚远。可对于父亲来说，那已经是让他感到温馨和安全的所在了。在校园中，他到处请教外文系的老师或懂外文的老师，他一直想弄懂那校徽上写的到底是什么字。当时的外文老师只有俄语和英语系的，只能简要的看懂前面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意思。而后面的那一串字句却是谁也弄不懂了。英语老师告诉他，很可能是德语，可是懂德语的人在那个年代太少了，一个二线的城市是肯定找不到的。

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当地的一个机关当干部。他的工作能力和亲和态度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一路做到了副局长。可是，在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某一天，仕途的顺利愕然而止。那天，部门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写一个声明，与当时的一个事件撇清关系。所有人都应付了事，只有父亲，迟迟没有动笔。有朋友去劝他，全市的干部都写了，你写或不写结果都不会变，唯一影响的人就是你自己！可父亲就是拒绝了。后来他谈及此事，只是淡淡的说，当时没心情，不知道该如何动笔。

今年是父亲七十岁的生日，我和兄长都在想着如何让父亲的生日过的尽兴。

“让他去那所大学吧，听个课。”我提议。

“哪所大学？”

“斯坦福大学，他的校徽，就是斯坦福大学的。”

当天，我们在创道游学的网站上自订制了一套去斯坦福大学的游学项目。我们一家和兄长一家，加上父母一共七个人组成一个小单团一同前往。本来，两万多一个人价格我们是不太敢告诉一向节约的父亲的，但是在寄到家的时候父亲还是知道了。可是，他并没有反对，反而说了一句，“是得去看看。”

一个月后，我们一行六人就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这里的景象和父亲印象中的大学如出一辙，圣殿式的建筑物，宽广的绿色草地，还有那个神往的图书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的各个角落，向父亲介绍了大学的历史。当天下午，我们还坐在教室里听历史系的布莱尔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堂有关斯坦福大学历史和美国历史的课程。英文几乎空白的父亲听的最为认真，似乎他能从布莱尔教授的表情中听到郎德史密斯先生当时的讲解。

课后，布莱尔教授问我们是否还有什么问题。父亲举起手，拿出他珍藏几十年的斯坦福校徽，请留学生帮他翻译：“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是德文，他们也不懂。”

“May 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教授轻声说。

“让自由的风猛吹！”

父亲突然明白了当年郎德史密斯先生临走之前交给他这枚校徽的用意。这句他几十年都未知的斯坦福大学校训，似乎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他的一生。

在归途的飞机上，父亲感慨的对我说，“这才是大学，我的大学。”